从清代徽戏到现代黄梅戏：安庆官话在地方戏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徽戏，又称徽调，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剧种之一。《中国戏曲志•安徽卷》记载，明末清初，徽剧在安庆枞阳一带以青阳腔、昆曲及俗曲为基础逐渐形成。中国戏曲史专家王芷章在《论清代戏曲的两个主要腔调——徽调与皮黄》中指出，清代地方戏在明代昆山、弋阳两种声腔的基础上，经过劳动人民和戏曲演员的不断继承与革新，逐渐发展壮大。徽戏作为南方戏曲的代表，继承了弋阳腔的剧目及表演艺术，同时吸收了以“二小”（小丑、小旦）为主的民间小戏，迅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并在短短几十年内风靡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

徽戏的流行与其语言特色密不可分。黄梅戏著作家班友书在《语言•声腔•地方性》一文中强调，地方剧种的独特魅力源于其地方语言及由此形成的声腔优势。徽戏之所以能够“走遍祖国大地，哺育了大半个中国的地方剧种”，正是因为它拥有通俗易懂、易学易唱的多种声腔和舞台语言。班友书所指的“舞台语言”，正是安庆官话。这种语言不仅在徽戏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在源起于徽戏的京剧中也有所保留。

1979年，《凤阳花鼓全书》采访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斌昆，他指出，“昆、徽、京三剧种的《打花鼓》在剧本、表演和唱腔上大致相同，但其道白却是扬州语、南京话和安庆话。这种特殊的道白表明，《打花鼓》的演员使用的并非凤阳话，而是与徽商相关的扬州、南京、安庆方言”。由此可见，安庆官话在戏曲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徽戏的形成与昆曲有着密切关系，而昆曲流入安庆则与阮自华密不可分。《中国戏曲志•安徽卷》记载，昆山腔在万历年间传入安庆，这与阮氏家族对戏曲的热爱息息相关。阮自华（1562-1637），字坚之，号澹宇，安徽桐城藕山人（今属枞阳），早年迁居安庆天台里。他在福建为官期间，曾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中秋举办大型戏曲盛会，邀请众多名士参与。罢官后，阮自华回到安庆，创办阮氏家班，以声伎自娱。阮自华的家班不仅在士大夫阶层中享有盛誉，还积极参与民间灯会活动，演唱“田野美歌谣”，为安庆民间戏曲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

安庆自南宋起便在这片土地上建城，并与怀宁县同治。安庆位于长江北岸，不仅享有长江舟楫之便，还有湖泊河流通航，自古便是官盐、茶叶及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来北往的官员、客商与本地居民交流时，自然使用安庆方言与官话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安庆官话”。

阮自华曾在江西饶州、福建福州、山东德州、甘肃庆阳、福建邵武等地为官，并经常往返于南京、苏州等地。他出生于桐城，长期居住在安庆城区及黄梅山一带。在安庆期间，他与怀宁、桐城、太湖、潜山等地的名士结为“海门大社”，可见他所使用的语言应偏向于“安庆官话”。由于他创办了家班，从其诗作中可以看出，集社时必观伎，家班的舞台语言自然也是“安庆官话”。

阮自华的家班在灯会中使用安庆官话演唱“绝调”，使得民间纷纷效仿。道光五年（1825年）《怀宁县志》记载，明末怀宁地区的灯会活动已十分盛行，豪门大户竞相攀比，民间争相效仿。这种用安庆官话演唱的灯戏及民间歌谣，一旦走上舞台便广受欢迎。黄梅戏正是起源于这种灯戏。著名黄梅戏音乐家、理论家王兆乾在《灯•灯会•灯戏》中指出，黄梅戏是采茶——花鼓戏系统的成员，也是灯戏的一种。

所谓黄梅调即是使用“安庆官话”为舞台语言演唱的民间小戏的曲腔调。这种声腔是因怀宁民间小戏正式走上舞台之时，激起了民间对“安庆官话”“黄梅山”、“戏曲”等关键词的记忆，因此出现了“黄梅调”一词。也就是后来的黄梅戏。

黄梅戏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与安庆官话密不可分。班友书先生指出，黄梅戏的唱腔流丽柔婉、赏心怡情，既易懂又易学易唱；加上其在中州韵基础上形成的安庆官话，既通俗易懂，又具有柔和动听的韵律，使得黄梅戏“在全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可以接受”。这种语言优势为黄梅戏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

综上所述，从清代徽戏的兴起到现代黄梅戏的繁荣，安庆官话在戏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推动了徽戏的广泛传播，也为黄梅戏源起、形成到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作曲、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黄梅戏作曲家陈精耕在谈到黄梅戏时说：“什么是黄梅戏？黄梅戏就是用安庆话歌唱出所要表达的内容。”